杜诗《江南逢李龟年》作者考

.方舟子.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杜甫生前自编全集60卷，卒后不久即已流传，大约在五代时因战乱散失。现存《杜工部集》为北宋王洙搜集编定、王琪校勘付梓的，为后世所有杜集的祖本（称为“二王本”）。王琪刻本亦已无存，但有南宋绍兴年间翻刻本存世，《江南逢李龟年》在卷十七。

但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编于大中九年，即公元855年）已录此诗：

“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第也。”

这应是王洙搜录该诗的出处，不是来自残存的杜集。理由有二。其一，诗题《江南逢李龟年》是搜集者根据《明皇杂录》所述写作背景和诗中用语加的，不可能是杜甫原题，因诗中已有“江南”“逢”，无需在题中重复。原题按惯例可能是《赠李龟年》（李龟年在唐诗中只在另一处出现过，“大历十才子”之一的李端所作，诗题即做《赠李龟年》）。

其二，“二王本”在该诗“崔九”下有注：“崔九即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弟。”被认为是杜甫自注。《杜工部集》中的确有不少杜甫自注，但这一条不可能是杜甫自注，而是抄自《明皇杂录》在诗后的注解：“崔九堂，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第也。”这条注解有两个错误：崔涤当过秘书监，没当过殿中监；崔涤被唐玄宗赐名澄，之后同时代的人应该叫他崔澄。杜甫不可能犯这两个错误，所以不可能是他写的注，而是王洙或王琪照抄《明皇杂录》的错误，是该诗抄自《明皇杂录》的明证，还将“正值”抄成了“正是”。

南宋吴说《古今绝句》（成书于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在《江南逢李龟年》后注：“江季共云，此非杜诗。岐王范开元十四年薨，崔九涤亦卒于开元，子美方十五岁，天宝后未尝至江南。”南宋胡仔《渔隐丛话》照抄该说法，因此为学界所知，此后历代都有学者质疑该诗为伪作，也有多名学者反驳，遂成一公案。直到最近，盛大林《〈语文〉有可挑剔》一书还在主张“此诗的作者大概率不是杜甫，不宜入选教科书”，无意中被我看到，觉得有必要做一辩正。

质疑该诗为伪作的理由主要就是江季共（黄庭坚弟子）最早提出的那两条。关于杜甫天宝后未尝至江南的说法，已被否定。宋人之所以有此疑问，是因为唐宋对“江南”的理解不同，在唐朝湖南也被视为江南，而杜甫晚年曾流落潭州，算是到过江南。

对此诗真伪，可辩的只剩一条：杜甫有没有可能在“岐王宅”、“崔九堂”看过李龟年的演唱？质疑者认为岐王、崔涤死时杜甫才十五虚岁，还未成年，怎么可能经常与他们有交往？辩护者则反驳说，杜甫“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从小在文坛上混，怎么不可能和喜欢结交文人的岐王、崔涤有交往？

其实杜甫不可能见过岐王。岐王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李范，李隆基自己是靠政变登极的，所以对亲兄弟也非常忌惮。开元二年（714年），李隆基命诸王远离京师，外刺诸州，李范兼岐州刺史。开元九年诸王还京师长安，但被严加管控。开元十年李隆基下制除非至亲不得出入诸王门庭，诸王实际上都被软禁长安王府。杜甫天宝六载才第一次去长安，此时李范已死亡21年。

李龟年很可能也没见过李范。李龟年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出名的，最可能在开元后期歌舞升平的“开元盛世”时出名，其时李范已死。即使他在李范活着的时候已出名，那么开元年间李范不是外刺岐州就是在长安被软禁，李龟年也没有见他的机会。

两派均认为杜甫要听李龟年演唱，必须与岐王、崔涤有交往，是对杜诗的误读。杜诗说的是“岐王宅”、“崔九堂”，指的是在府第，并非指在岐王、崔九面前表演。由于这一误读，《杜工部集》在抄《明皇杂录》的注解时抄错。《明皇杂录》注解说的是崔九堂指崔涤、崔湜兄弟的府第（“崔九堂，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第也。”），而《杜工部集》却抄成注解崔九：“崔九即殿中监涤，中书令湜之弟。”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崔涤被叫做崔九，崔涤作为唐玄宗宠臣，本身名气不小，无需特地说明他是崔湜之弟（大概《杜工部集》编者误把“第”看成“弟”）。崔九堂是崔氏兄弟府第，为何这么叫，已不可考，但不太可能是因为崔涤被叫做崔九而这么叫的，因为崔湜是兄长，又当过宰相，兄弟两家合住的府第没有以地位更低的弟弟外号命名之理。（崔湜因卷入太平公主谋反案唐玄宗被迫将其赐死，但经常想念他，因而提拔其弟弟崔涤）

一旦明白该诗前两句指的是李龟年当年经常表演的场所，对该诗的疑问就不存在了。据《唐两京城坊考》，东都洛阳尚善坊有歧王范宅，原是武三思宅；道化坊有中书令崔湜宅，崔氏兄弟的母亲郑氏终于此。又据《明皇杂录》，唐玄宗曾为李龟年在洛阳通远里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则李龟年居住、活动地点主要在洛阳，经常出入王公、贵族府第表演，“岐王宅”、“崔九堂”应指洛阳的岐王宅、崔氏兄弟府第。

杜甫看到李龟年表演，也应在洛阳。杜甫早年丧母，从小寄养在洛阳仁风里姑母（即杜审言的女儿）家，与姑母感情最深，姑母死时为其服丧、撰写碑文（《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杜甫青少年时期主要在洛阳交游，有神童之誉，“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都发生在洛阳。开元二十四年，杜甫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天宝三载（744年），杜甫与当时已名满天下、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在洛阳相遇，结伴同游。当时王公、贵族喜欢结交文人附庸风雅，杜甫青少年时在相当于其家乡的洛阳文坛如此活跃，在当地王公、贵族府第多次看过李龟年的表演是无可置疑的。

质疑《江南逢李龟年》非杜甫所作的唯一有力的理由不再成立。还有别的理由可以正面佐证此诗是杜甫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