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美国的巴尔的摩事件

·方舟子·

（上）

巴尔的摩事件称得上是美国科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学术不端事件，它使得科学界的学术不端现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为此成立了专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办公室。而该案件在反复折腾了10年之后才有官方定论，但科学界许多人却认为官方结论不能令人满意，是是非非至今没有平息。这个事件其实应该称为伊马尼希－卡里事件：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并未被指控有学术不端行为，受指控的是其合作者特蕾莎·伊马尼希－卡里（Thereza Imanishi-Kari）。但是由于做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巴尔的摩在伊马尼希－卡里受到政府调查时，站出来激烈地为她辩护，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因此喧宾夺主，这一事件通常也就被冠以他的名字。

巴尔的摩在1975年由于发现反转录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巴尔的摩的社会活动能量极大，在1982年从慈善家埃德温·怀特海德（Edwin Whitehead）那里获得一亿多美元的赞助，成立隶属麻省理工学院的怀特海德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巴尔的摩很快就把怀特海德研究所变成了主导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著名机构。

相反地，伊马尼希－卡里则没有什么名气。她是日本裔巴西人，根据其申请美国卫生研究院（NIH）科研资金时提交的简历（如果提交的简历有假，将负刑事责任），她于1968年从巴西圣保罗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1970年从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发育生物学硕士学位，之后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博士，于1974年获得免疫学博士学位。但是据京都大学校方在1995年向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出具的说明，京都大学从未授予伊马尼希－卡里硕士学位，事实上，京都大学没有伊马尼希－卡里曾经在该校学习或工作的记录。伊马尼希－卡里为什么要声称自己有硕士学位呢？原来，赫尔辛基大学和某些欧洲大学一样，只有有硕士学位的人才能去读博士。伊马尼希－卡里当时为了能读博士伪造了学历，此后就一直把那个假学位当真了。

博士毕业后，伊马尼希－卡里到德国科隆大学遗传研究所工作了几年。1981年，她到麻省理工学院癌症中心担任助理教授，继续从事免疫学研究。此时转基因技术刚刚发明，巴尔的摩实验室就掌握了这一技术，并将它用于研究免疫学问题，由此开始了与伊马尼希－卡里的合作：巴尔的摩实验室制造转基因老鼠，而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则从事血清学实验，研究这些转基因老鼠的免疫系统发生了什么变化。后来引起争议的是1986年4月25日两个实验室联合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以下简称《细胞》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把一段外源抗体基因转入小鼠中，发现它改变了小鼠抗体的组成，新的抗体具有与外源抗体一样的特异性，但是总体构造则是小鼠原有抗体（也就是内源抗体）的。这就表明外源抗体基因片段和内源抗体基因之间发生了相互作用。为什么免疫系统能够产生各式各样的抗体针对不同的抗原呢？当时有人猜想这是由于不同抗体基因之间以及抗体基因与蛋白质之间能够互相反应、相互调节，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内在网络相互作用。这篇论文似乎首次为这个“网络假说”提供了证据，如果能够成立，将会是一个重大发现。

伊马尼希－卡里据说在1985年之前就获得了这些重要结果。1985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癌症中心的5家实验室联合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伊马尼希－卡里在申请报告中即提及了这些发现。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却不买帐。国家癌症研究所资金审阅委员会在实地做了考察之后，于当年夏天拒绝了伊马尼希－卡里的资金申请。这么一来，伊马尼希－卡里无法在麻省理工学院立足，需要另谋生路。在塔夫茨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同在波士顿）医学院教授亨利·沃提斯（Henry Wortis）的帮助下，伊马尼希－卡里改到该校担任助理教授。就在这段过渡时期，《细胞》论文发表了。

但是在这篇论文发表不到两周，就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个人不是外人，而是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玛格特·欧图尔（Margot O'Toole）。欧图尔于1979年在塔夫茨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正是沃提斯。之后欧图尔在费城附近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研究做得并不顺利，但也不像伊马尼希－卡里的支持者后来说的那样是个一篇论文都做不出来的老博士后——根据我的检索，欧图尔在这段时间至少发表过2篇第一作者的论文。1984年底，她的丈夫获得塔夫茨大学助理教授职务，她也跟着搬回波士顿。1985年3月，在沃提斯家举行的聚会上，欧图尔首次遇到伊马尼希－卡里。伊马尼希－卡里向欧图尔介绍了她的重大发现，有一名博士后将在6月份离开，欧图尔是否愿意去补这个空缺，对这个发现做进一步的研究呢？欧图尔高兴地答应了下来，获得了一年的研究资助，于6月份去报到。在牟玛·里斯（Moema H. Reis，《细胞》论文的第二作者）的协助下，欧图尔于当年秋天获得了初步实验结果，是支持伊马尼希－卡里的发现的。伊马尼希－卡里催促她赶快写成论文发表，并在1985年12月送交的《细胞》论文中提及这个未发表的结果。但是令欧图尔苦恼的是，此后她一个人做实验，就再也重复不出该结果。欧图尔拒绝发表这一无法重复的结果，伊马尼希－卡里对她大发雷霆，斥责她太无能。欧图尔要求看里斯的原始数据，但伊马尼希－卡里没有给她。欧图尔无法再把实验做下去了。此时是1986年3月，欧图尔的研究资助还有3个月才结束，伊马尼希－卡里便让她去养老鼠打发剩下的时间。

伊马尼希－卡里以后将会后悔她做出的这个安排。1986年5月7日上午，在麻省理工学院一座大楼的地下室养老鼠的欧图尔需要查一下某只老鼠的谱系，找来记载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养的老鼠的谱系的记录本。记录本是活页的，在翻查老鼠记录时，欧图尔意外地发现里面夹杂了17页血清学实验数据。从这些数据看，在欧图尔之前，实验室已经有人（可能是伊马尼希－卡里或里斯）做过了伊马尼希－卡里要欧图尔做的实验，而且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看来欧图尔并不是那么无能。这些数据记录还包括了12天前发表的《细胞》论文中报告的实验结果，但是与《细胞》论文报告的却不一致。例如，《细胞》论文声称产生抗体的细胞用两个关键实验步骤做了处理，但数据记录表明并没有。《细胞》论文又声称这些细胞产生的抗体大部分都不是转基因的抗体，但是数据表明结果恰恰相反，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抗体。

是有人故意歪曲了原始数据，还是犯下了“诚实的错误”？欧图尔此时并不想指控有人造假，只是认为《细胞》论文中的错误应该得到纠正或撤回论文。她复印了这17页数据，两天后，她到塔夫茨大学医学院找到她认识的一名研究免疫学的教授布丽奇特·胡伯（Brigitte Huber），寻求她的意见。胡伯认为此事应该找沃提斯（欧图尔的博士导师、把伊马尼希－卡里招到塔夫茨大学的人）解决。胡伯、沃提斯和马萨诸塞大学教授罗伯特·伍德兰德（Robert Woodland）找来伊马尼希－卡里讨论，然后胡伯、沃提斯又与伊马尼希－卡里、欧图尔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在后来被称为“塔夫茨大学的调查”或“沃提斯委员会的调查”。事实上，那不过是个私下的调解，既与塔夫茨大学无关，也不曾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塔夫茨大学事先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参与“调查”的三个人认为欧图尔与伊马尼希－卡里的争执是由于对数据的解释有不同的看法，以及两人存在个人恩怨，不值得为此对《细胞》论文做出纠正。

欧图尔向沃提斯的上司、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反映，主任告诉她这事应该归麻省理工学院管。欧图尔找到巴尔的摩，巴尔的摩也告诉她这只是她和伊马尼希－卡里有不同见解，她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他不同意她的意见。欧图尔找到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学院院长，院长让癌症中心主任赫曼·埃森（Herman N. Eisen）处理此事。埃森要求欧图尔写一份详细的备忘录。6月（此时欧图尔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关系已结束），埃森、欧图尔与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和《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大卫·韦弗（David Weaver）举行会议。埃森后来写了一份备忘录向院长报告调查结果。埃森认为《细胞》论文的确存在错误，但是那是个很小的不影响大局的错误，不值得特地向《细胞》投稿更正。巴尔的摩则答应会写信给所有进行类似研究的人通报这一错误。这个调查后来被称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或“埃森委员会的调查”。它的确是由校方指定的调查，但是所谓委员会其实只有埃森一个人。埃森被许多人认为是巴尔的摩的敬仰者。

欧图尔对这个结果虽然不满意，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偶尔会向别人抱怨。听过欧图尔抱怨的人包括伊马尼希－卡里原来的一名博士生查尔斯·马普里索普（Charles Maplethorpe）。马普里索普在1985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后离开了麻省理工学院，与伊马尼希－卡里处得很不愉快，两人互相憎恨，吵过架。但是马普里索普和欧图尔关系很好，两人保持着联系。马普里索普获悉欧图尔的处境后，想起了在1986年4月22日《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关于学术造假的报道。从那篇报道，马普里索普知道在美国国家卫生院有两个研究人员——瓦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t）和内德·费德（Ned Feder）——在私自调查学术造假案。1986年夏天，马普里索普与斯图尔特和费德联系，向他们反映伊马尼希－卡里的《细胞》论文存在的问题。当年12月，斯图尔特和费德给巴尔的摩和伊马尼希－卡里写信，要求访问他们的实验室并查阅实验记录，均遭到拒绝。斯图尔特和费德这两位“打假斗士”并非善罢甘休之辈，他们发表公开声明，举行报告会，给许多人写信，直指《细胞》论文有假。这件事终于引起了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的注意。雪球越滚越大了。

（中）

巴尔的摩决定进行反击。1987年1月，他主动向美国卫生研究院（NIH）要求对涉嫌造假的《细胞》论文进行官方调查。一起涉嫌造假的事件的当事人自己要求官方进行调查，这是没有先例的。NIH同意了，在当年5月由其外机构研究办公室开始调查。经过半年多的初步调查，NIH在1988年1月成立一个由三名免疫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审查那篇《细胞》论文的工作，由一家制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约瑟夫·戴维（Joseph Davie）担任主席。三名委员中，有两名与巴尔的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洛克菲勒大学的詹姆斯·达尼尔（James Darnell）是巴尔的摩的好友，曾经一起编写过一本教科书；哈佛大学的弗雷德·阿尔特（Fred Alt）曾经在巴尔的摩手下做过博士后研究。显然，这不太可能是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欧图尔反对这一安排，而巴尔的摩则欣然接受。

两个多月后，众议员丁格尔开始介入此事。丁格尔主持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监督与调查分会，以调查对政府资金的虚报、滥用、浪费而著称，曾经因为揭露国防合同的造假和华尔街公司的腐败而震惊全美。丁格尔相信政府提供的科研资金也被滥用了，而NIH没有能力加以控制。他需要有一个案件来证明这一点。伊马尼希－卡里一案正当其时。

1988年4月12日，丁格尔举行第一次有关“NIH资助项目中的欺诈”的国会听证会，调查塔夫茨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NIH是如何对待欧图尔的指控的。欧图尔和站在她一边的人马——马普里索普、斯图尔特和费德等人都出席作证。马普里索普作证说，他曾经听到伊马尼希－卡里告诉《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韦弗，她的实验出了问题，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她获得的实验结果和后来欧图尔做出的是一样的。

这也是个一面倒的听证会：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以及塔夫茨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人马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巴尔的摩极其愤怒。他给几百名科学家发去一封信，攻击丁格尔，宣称国会对此案的介入完全没有必要，必须停止。他认为国会议员们不会关心事实真相，而只在乎招引公众的注意和自己的形象，一旦让他们插手，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科学家们纷纷写信给丁格尔抗议其所作所为。科学家们的“傲慢”反而激怒了丁格尔。丁格尔向伊马尼希－卡里发出传票，命令她交出实验记录本。伊马尼希－卡里拖到7月才交给NIH一大本活页记录本。欧图尔和其他人在看了该记录本后，认为其中明显有假。至此，伊马尼希－卡里首次被指控造假。丁格尔下令财政部特勤处对伊马尼希－卡里交出的记录本用刑侦手段做鉴定。

在发现NIH的调查委员会中居然有两位是巴尔的摩的朋友后，丁格尔宣布该委员会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NIH的调查大成问题，必须重来。NIH换掉了这两名委员，以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取代，组成新的委员会，仍由戴维主持。NIH委员会与伊马尼希－卡里做过几次面谈，发现很难和她沟通，因为她的英语非常糟糕，经常搞不清楚她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如果我们阅读面谈的记录，会觉得她甚至连基本的英语表达能力都不具备。这不能不让人疑惑，英语水平如此低下的人，如何能在美国名牌大学当教授？也许，这是对付调查的一种策略？由于英语沟通出现问题而产生误会，在后来一再被伊马尼希－卡里的支持者用来做为为她辩护的理由。

戴维委员会在1988年12月发表调查报告草案，认为《细胞》论文存在重大表述错误和疏忽，令人怀疑其数据和解释的可靠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有意的造假。这个结论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结果相似，不同的是，委员会建议公开纠正这些错误。在报告草案发布之前（11月18日），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等人已在《细胞》上发表一封来信纠正其论文中的错误，但是委员会认为这一纠正还没达到其要求。

《细胞》论文的作者针对这一报告写了一篇反驳，不同意其中的一些看法，但认为这只是诚实的人对同一事实有不同看法。欧图尔也对这一报告不满意，指出该报告所引用的某些实验数据当初并不存在。对此，NIH负责人在1989年4月表示，将重新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此案，并解散外机构研究办公室，新成立“科学诚信办公室”专门负责调查学术不端行为。

丁格尔对NIH的调查结果完全无法接受，认定是巴尔的摩在利用他的势力左右调查。丁格尔计划针对这个案件再举行一次国会听证会，这一次他将要求巴尔的摩出席作证。为了准备这次听证，巴尔的摩在波士顿和华盛顿都雇了律师当顾问，并与监督与调查分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丁格尔是民主党）接触，试图争取他们。巴尔的摩几乎成了他所鄙视的政客：他原先的政治立场属于左派，更倾向于民主党。

这场大戏在1989年5月4日上演。三名来自美国特勤处刑侦服务部的专家出席作证，报告他们对伊马尼希－卡里送交的实验记录本的鉴定结果。他们用几种方法对实验记录纸张、圆珠笔墨、纸带、打印机墨水等等做了分析，认定实验记录是伪造的。血清学实验要用到放射性计数器测定放射性同位素的强度，用纸带打印出来。伊马尼希－卡里声称某张纸带记录的是她在1985年6月做的实验，但是该纸带上的字体、颜色、墨水都与别人在那个时候获得的不一样，更像是在1981和1982年间的打印机色带打印的。放射性计数器打印出实验数据时，会在纸带边缘上打印序列号。在伊马尼希－卡里的实验记录本上，有两条贴在一起的纸带，她声称它们代表了持续两天的同一个实验。但是这两条纸带上的序列号相距很远，表明它们是至少相距三个月的两个实验。刑侦专家也对实验记录本上的数据做了统计分析，认为数字分布不符合统计规律，而更像是人为编造的。

随后NIH调查委员会主席戴维作证。他认为《细胞》论文中的某些说法并不是来自实验数据。例如，在《细胞》论文中，伊马尼希－卡里报告做了某个实验，而实际上并没有做。在被问及这算不算不端行为时，戴维承认应该算，只不过在报告中委婉地称之为“严重错误”。

万众瞩目的当然是巴尔的摩的作证。不出所料，听证会变成了巴尔的摩和丁格尔两人针锋相对的攻击。巴尔的摩表示，科学家们很担心这一听证会对美国科学产生不良影响，许多人不知道丁格尔想要干什么。更让巴尔的摩不满的是丁格尔的调查方式，他认为是典型的先定罪再找证据。巴尔的摩拒绝对刑侦专家出示的结果做出评价，因为他没有见到详细材料。但是丁格尔认为他抓住了巴尔的摩的把柄。他念了巴尔的摩在1986年9月9日写给负责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的埃森的一封机密信件。在信中，巴尔的摩承认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很明显，证据表明BET-I抗体的效果并非像论文所描述的那样。特蕾莎（伊马尼希－卡里）对你说她一直就知道这一点，这很显然在承认有罪。大卫·韦弗和我都不知道血清有问题或有不确定性。我不明白，为什么特蕾莎会选择使用这些数据并误导我们两人和那些读这篇论文的人。”在听证会上，巴尔的摩解释说，由于伊马尼希－卡里的英语表达能力很差，埃森误会了她的意思，巴尔的摩是居于错误的信息写的这封信的，他为此道歉。

到丁格尔做最后总结时，巴尔的摩忍不住愤怒地打断他的话，两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一些人认为巴尔的摩灭了丁格尔的威风，非常精彩，另一些人则认为巴尔的摩是在蛮干。巴尔的摩那封机密信件对他很不利，而刑侦证据似乎已很确凿地证明了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巴尔的摩为了替伊马尼希－卡里辩护，宣称只要不拿去发表，科学家可以随便在实验记录本上改动原始数据，这更让许多科学家齿冷：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准确，是科学研究的一项规范。

伊马尼希－卡里也在这次听证会上作证。她承认自己对待实验记录很马虎，但是认为自己不至于傻到去造假。对此她有一番煽情的表白：“如果我伪造数据，那将会误导科学家，浪费他们宝贵的资源，妨碍他们去努力征服导致我的姐姐死亡并威胁着我的疾病。”然而，煽情表演只会给许多科学家留下更糟糕的印象。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瓦尔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本是巴尔的摩的朋友，但是正是在听了伊马尼希－卡里的这番表白后，改变立场，怀疑她很可能造假。另一个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拉斯克医学研究奖获得者马克·普塔什尼（Mark Ptashne）原先一直在为巴尔的摩辩护，现在也认为巴尔的摩在掩盖真相。他们和几名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组成一个小组，与欧图尔面谈，分析《细胞》论文，认定伊马尼希－卡里造假。但更让他们不满的是巴尔的摩的所作所为。虽然巴尔的摩本人没有造假，但是他试图利用其地位和影响力来阻挠对案件的调查的做法，让这些地位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他的著名科学家们无法容忍。用吉尔伯特的话说，“这个案件更多地是关于正确行为的观念，而不只是造假。”此后吉尔伯特通过写公开信、作证、接受采访，公开地谴责巴尔的摩，如此持续了好几年。

（下）

1989年秋，美国国家卫生院（NIH）新成立的“科学诚信办公室”（OSI）组成委员会，重新启动对伊马尼希－卡里案件的调查。新的委员会除了保留第一次调查委员会原有的三名委员，另外增加了两名委员，仍由戴维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在1991年3月14日完成了调查，写成调查报告草案。与第一次调查结果不同，这一次的调查主要根据特勤处对伊马尼希－卡里实验记录本进行刑侦鉴定的结果，认定伊马尼希－卡里“反复出具虚假和误导性的信息”，犯下了“严重的科学不端行为”，并表扬欧图尔追求真理的勇气，同时批评巴尔的摩没有认真对待造假的指控。

根据程序，调查报告草案送给一些人进行审阅，委员会再根据审阅意见写成报告定稿公布。审阅者按要求必须对报告草案保密，但是这完全取决于审阅者的自觉。事实上，报告草案一交到审阅者手里，马上就被人泄露给了媒体记者，迅速传开了。《纽约时报》在3月21日头版报道调查结果，并报道说巴尔的摩将会撤销《细胞》论文。美国司法部则宣布计划起诉伊马尼希－卡里骗用联邦资金（后来放弃）。

巴尔的摩与其律师、同事商量了一个月后，给NIH寄去一份声明。在声明中巴尔的摩做了自我批评，赞扬欧图尔，并对自己一开始没有重视欧图尔的举报而向她道歉。《自然》杂志在5月9日刊登了巴尔的摩的声明，一周后又刊登欧图尔的回应。欧图尔对巴尔的摩的声明并不满意，认为他还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第二天出版的《细胞》刊登了巴尔的摩等人的撤稿声明（伊马尼希－卡里和里斯拒绝签署该声明）。

随后，以哈佛大学教授们为主的巴尔的摩的反对者和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及其支持者在《自然》上进行了持续几个月的论战。伊马尼希－卡里宣称OSI委员会委员们没有看懂其血清学实验，尽管这些委员们都是资深的免疫学家。巴尔的摩的态度则再度变得强硬，对欧图尔的指责一一做了回应，并坚持其《细胞》论文基本上还是成立的，有后来发表的6篇文献为证。而其反对者则认为这6篇文献并不能用以证明《细胞》论文的结果，而且即便《细胞》论文的结果被别人证实，也不能说明就没有造假，科研人员应该自己确保实验数据的有效性，而不是让别人来为自己证明。10月10日，《自然》用一篇严厉批评巴尔的摩的社论终止了这场论战。

巴尔的摩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巴尔的摩已于前一年的7月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当校长。他是在一片反对声中走马上任的。根据民意调查，该校有三分之二教授反对让巴尔的摩当校长，其中有半数签署了请愿书。他们不希望让一个由于涉及造假丑闻引起争议，名声不佳的人来当校长。但是董事会坚持聘用巴尔的摩。

巴尔的摩在《自然》的论战进一步激怒了他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反对者。该大学一些著名教授纷纷宣布不愿再受巴尔的摩领导，将另谋出路，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他在1991年10月份宣布把实验室搬到加州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埃德尔曼激烈地批评巴尔的摩，认为其所作所为表明他不是一个科学家，因为一个科学家如果受到挑战，就会通过重复实验来证明自己，自己做不了实验就请别人来做，而不是靠争辩、雇律师、骂人和把证明的责任推给其他科学家。11月，巴尔的摩宣布他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务，并于1994年回到麻省理工学院。

丁格尔议员对OSI的工作并不满意，仍然认为NIH没有能力调查学术不端行为。在他的要求下，OSI在1992年被解散，另外成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ORI），由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直接管辖。ORI继续调查伊马尼希－卡里案件，一直到1994年11月，OSI正式发布正文长达231页的调查报告，指控伊马尼希－卡里犯有19项不端行为，建议在10年内禁止她申请联邦政府的科研基金。随后，塔夫茨大学撤掉伊马尼希－卡里的助理教授职务，把她降为研究助理。

伊马尼希－卡里向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提起上诉。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听取上诉，其中两人是该部的律师塞西莉亚·福特（Cecilia Sparks Ford，任主席）和朱迪思·巴拉德（Judith Ballard），一位是从外面请来的科学家、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朱利叶斯·扬格纳（Julius Youngner）。这两名律师此前也在另一个学术造假案上诉委员会任职，推翻了ORI的调查结论，曾被批评为不懂科学。扬格纳当时已75岁，是微生物学家，而不是免疫学家。由这三个人来听取伊马尼希－卡里的上诉，让人怀疑是否能够胜任。

按美国司法系统，上诉法庭并不对案件重新进行调查，而是根据已有的证据做出判决。但是该上诉委员会却不顾OSI、ORI长达5年多的调查结果，重新启动调查，举行听证。他们不允许ORI在听证时出示其调查报告，也不允许出示以前的调查报告和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1996年6月21日，上诉委员会发布长达192页的决定，认为ORI没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伊马尼希－卡里有不端行为，推翻了ORI的调查结论，解除了对伊马尼希－卡里的处罚。塔夫茨大学恢复了伊马尼希－卡里的助理教授职务。目前伊马尼希－卡里是该校的副教授。

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难道刑侦鉴定结果还不够确凿吗？上诉委员会认为这些证据没有意义，不能证明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可以有别的解释。例如，上诉委员会是这么解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处涉嫌造假的证据的：关于纸带上的字体、颜色、墨水不符的问题，上诉委员会认为也有可能是有人换了打印机、更换了打印机色带等等；而两条据称是隔天做的实验的纸带上的序列号相距很远的问题，上诉委员会认为可能是伊马尼希－卡里写错了日期，无视伊马尼希－卡里是把这两条很不连续的纸带当成一个实验的结果来用的，根本不是日期是否正确的问题。

上诉委员会认为伊马尼希－卡里没有造假的动机。这个认定也颇为奇怪。伊马尼希－卡里做这项实验的时候，正当她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希望能因此在麻省理工学院晋升职称，迫切需要有重大突破发表一篇高档次的论文。

因此不难明白，为何上诉委员会在形式上已最终还伊马尼希－卡里清白，而实际上却没能使有关此案的争议从此平息。那些认为伊马尼希－卡里造假的人并没有因上诉委员会的判决而改变立场。巴尔的摩当初是以维护科学自主权为由而反对政府机构介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的，该案最终判决出来后，《波士顿环球报》发表评论称该案的结果让人进一步相信科学仍然有自我纠正的能力。认定伊马尼希－卡里造假的ORI委员会由5名科学家组成，而推翻ORI认定的上诉委员会由两名律师和一名已脱离科研的老科学家组成。难道科学的自主性是靠律师的文字游戏来保证的？

与巴尔的摩同年分享诺贝尔奖的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霍华德·特闵（Howard Temin）是巴尔的摩的老朋友，一直关注此案，但没能看到这个案件的结局：他于1994年2月死于肺癌。他在1993年的一次谈话中，认为巴尔的摩也犯有不端行为：“巴尔的摩的不端行为是——当有人挑战你的实验，不管挑战者是谁，你都有责任做核查。这是科学铁定的规矩，你发表了论文，你就要为其负责。和俄国、德国和日本的科研截然不同的是，美国科研有一个强项，那就是，即使是最资深的教授受到最低级的技术员或研究生的挑战，也必须严肃地对待他们，考虑他们的批评。这是美国科研最根本的特色之一。”这其实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科研的根本特色。

巴尔的摩后来还牵涉进了另一起学术造假案。他于1997年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校长。在此期间路克·凡·帕里斯（Luk van Parijs）在其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帕里斯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根据举报，对帕里斯进行调查，认定他伪造实验结果，于2005年将他开除。有人发现帕里斯在巴尔的摩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发表的论文也可能有假。巴尔的摩辞去校长职务，并要求校方调查此事。2007年，加州理工学院认定帕里斯在该校工作期间发表的4篇巴尔的摩做为共同作者的论文有假，但是是他一个人干的，与巴尔的摩无关。